现在全世界已经知道，环境污染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每一个国家对“环保”意识，可以说是都有了相当的认识；但是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染污，超过环境染污不知道有多少倍，至今还没有人发现，还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才是真正世界动乱危机的根源。我们想想，中国从古代建国以来，上溯到夏、商、周，我们从历史上来看，汉朝统一中国之后，在教育制度上，就有了一个很精细的很明确的概念，成为我们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哲学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。这个理论被肯定，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尚未发觉，中国人已经重视教育；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才能够帮助一切人离苦得乐，国家的兴衰与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教育里，尤其是小学教育，小学教育是扎根，与国家民族之前途关系非常之大。

佛教是在后汉时传到中国，后汉永平十年，(公元六十七年)，到现在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，这是佛教正式传到中国。非正式的，大约在春秋时代就有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但不是朝廷的接纳。在永平年间，皇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礼请，聘请法师到中国来，佛教是中国政府礼聘来的。诸位必须认清楚的是，佛教是教育，而不是宗教。佛教变成宗教的历史很短，充其量不超过两百年，现在变成宗教是很遗憾的，所以才有今天这种现象。以前它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所以今天我们对正名的工作应当重视，所谓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”。

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它与中国儒家孔孟的教育是相同的，他们有许多的观点都相同，方法也相同。佛教教学的目的是求智慧，换句话说，它是智慧的教育，智慧的教学，它求的是智慧。在佛经里有一个术语，梵文音译称为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翻成中文即是“无上正等正觉”。如果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，它的意义即是“究竟圆满的智慧”，佛法所要求的就是全知全能。佛告诉我们全知全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，为什么呢?因为那是自性本能，不是由外面来的。现在我们的本能丧失，怎么失掉的?是迷失掉的，并不是真正失掉的，换句话说，只要你不迷，你的自性本能就能恢复，所以佛法是恢复自性本能的教育。所以佛法立场、观念，是一切平等。佛法是站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，佛承认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家本来就是完全平等的。现在变成不平等，就是因为每个人迷失了他的本能。迷的程度有深浅不同。你迷得浅，显得智慧高点；迷得深，显得愚痴一点。这与本能没有关系，是迷悟程度上的不同的表现。所以佛教教学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“究竟圆满的智慧”，有了智慧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才能离苦得乐。为什么苦呢?因为没有智慧，想错了、看错了、做错了，这才带来痛苦。有了智慧，你的想法、看法完全是正确的，做法也是正确的，哪里会有痛苦?当然快乐!所以苦的因是迷，乐的因是悟，是觉悟。

我们晓得他的宗旨之后，然后看他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大众达到这一个目标，这就是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的手段。他的教学可以说有三个：中心就是佛家讲的戒、定、慧三学。“慧”是“目标”；“定”是“枢纽”，没有定就没有慧；“戒”是手段，以“戒”帮助你得到定，定之后自然就开智慧了；所以称为三无漏学。佛所讲的一切经典，也离不开这三个中心。我们佛教经典丰富，在全世界，不论是宗教、学术，都没有如此丰富的经典。这么多的典籍把它分类也可归纳成这三类，我们中国人称为“三藏经典”。这三藏经典即是“经藏”、“律藏”、“论藏”；经藏偏重在定学，律藏偏重在戒学，论藏偏重在慧学。所以佛经典籍就分成这三大类，这是佛教育的教科书。

教育的理念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佛教没有到中国来以前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是用孝道作教育的基础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些法师与朝野一接触，许多基本观念相同，一见如故，我们非常欢迎，而且希望他们在中国常住，不要回去，把他们留在中国。最初到中国来的(永平十年，公元六十七年)两位法师是摩腾与竺法兰，这两位法师来到中国之后，我们中国政府接待他们，类似现在的外交部，由外交部来接待国宾。从前在汉朝的政治制度，“寺”是政府办公的机构，这是诸位要知道的。办外交的是鸿胪寺，鸿胪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外交部，鸿胪寺的首长就是卿——公卿，鸿胪寺卿就是现代政府组织中的外交部长。鸿胪寺来接待外宾，因为朝野谈得很投机，他们也乐意常住中国。但是外交部只能接待短期的外宾，不能够让他们常住，怎么办呢?皇帝下面不得不另设机构。第一个寺的名称为“白马寺”，后汉的首都在洛阳。这就是佛教“寺”的来源。所以“寺”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。明了历史来源，所以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。这么一来中国办教育的机关就变成两个。宰相下面有个“礼部”，是办教育的，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，一直到清朝都没有改变。白马寺是直接属于皇帝的管辖的，是皇帝下面一级单位的机构，它是佛陀教育部，就是专门推广佛陀教育。所以中国从汉明帝以后就变成两个教育部，这两个教育机构，诸位想想看，一个是归皇帝管的，一个是归宰相管的；皇帝管的就占了大便宜了，沾了光了。所以佛教教育在全中国的推动，远远超过礼部的推动，因而在全国有良好的发展。孔孟的学校不多，可是每个村庄都有寺院，这就是受到帝王的影响。这个教育机构是直接归于皇帝的，所以它在全国推行得非常顺利普遍。我们要认清楚“寺”本来是办教育的机关，与现在宗教的拜拜、祭祀、超度完全没有关系。

当年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寺院有两个重要的任务，一个即翻译佛经，等于现在国立编译馆的工作。翻译佛经，译场规模之大也不是我们想像得到的。唐代玄奘法师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，他的译场，编制就有六百多人，你想规模有多大。早期鸠摩罗什大师译场的编制，也有四百多人。所以佛寺是个很大的政府办事机构，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现在寺院完全变质了，教育几乎完全丧失!变成专门跟鬼神打交道的场所，这是很冤枉的一桩事情。这是清朝中叶以后，逐渐演变到现在这个现象。我们学佛，一定要知道佛教简单的历史。晓得佛法的本质，我们要学它真正的好东西。

所以在全世界，我们可以见到四种不同形态的佛教，都在这个世间弘传。第一种就是宗教的佛教，它变成了宗教了，我们不可否认，台湾所有的寺院的确都是宗教，你把它放在宗教里面绝对不冤枉，它已经变成宗教了，这不是真正的佛教。第二种是学术的佛教，这在日本特别显著。日本有很多大学，佛教的大学，变成学术了。这也不是佛陀的教育。第三种更不幸的变成邪教的佛教。宗教和学术对人伤害还不太大，邪教伤害就太大了。第四种是传统的佛教，是佛陀的教育。这很少，非常非常的稀少。

我在年轻念书的时候，学校在南京，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我对任何宗教都不相信。同学当中也带我去教堂礼拜，去观摩，我都去。我想了解它，但我没法子接受；最不能接受的是佛教，反感尤其深。当时对宗教比较倾向的是伊斯兰教，因为伊斯兰教里面讲伦理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接触到佛教时，这些出家人无法说出一套东西让人心服口服，他说不出来，所以根本不能接受。那时候很年轻，实在没有遇到善知识。到台湾之后，我认识方东美先生，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哲学家，台湾大学的名教授。跟他学哲学，也是非常难得的机缘。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，非常敬慕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介绍自己想到台大听他的课。那时候方先生才四十多岁，他邀我到他家去面谈了，告诉我：“现在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到学校听课，一定会大失所望”。我听方老师讲这个话，像冷水浇头一样，没希望了，所以就很难过。没想到他很慈悲，最后他说：“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，到我家来，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”。所以我的哲学是在方先生家小客厅、小圆桌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这么教学的，非常非常之难得。他给我简简单单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；从西洋哲学讲起，讲到中国、印度，最后讲到佛经哲学。他告诉我：“佛经哲学，是世界哲学最高峰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”。这两句话很动听，我这才晓得佛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，这才在台北市逛寺院。寺院出家人很难得能把佛教讲清楚，确实是很难，尤其对于一个成见很深的知识分子，实在是不容易，不像现在这么普遍。我第一个目标就是看中善导寺，这寺院很大，里面藏经很多。因为当时佛书在台湾买不到，非常缺乏。台湾印经总共只有三家，台北市有个印经处——台湾印经处，朱镜宙老居士办的；台中瑞成书局，台南庆芳书局；只有这三家有少许佛经流通，所以经典非常缺乏。善导寺的法师们很难得，对我很优遇，他们珍藏的经典，善本书、线装书都借给我带回去看，这给我带来很大的方便。接触佛法之后，因缘殊胜，我认识了章嘉大师，这是一位很有修学成就的大德，我的佛学受章嘉大师的指导，他也和方先生一样，每星期给我两个小时。他住在青田街八号，我跟他三年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。以后十年我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接受他的教导修学。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，绝对不是宗教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，才能在里面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佛教的教学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释迦牟尼佛的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，如孔老夫子一样，有教无类，“教不倦，学不厌”。教师进修的制度是释迦牟尼佛首创的。他当年在世，有许多有成就的学生。这些学生也分派到各处去教学，但每一年有三个月的时候，回到教师的身边，称为“结夏安居”。印度从四月半到七月半是雨季，这个时候在外教学不方便，所以统统回到老师的身边，接受教师的再教育，同学们再互相切磋、琢磨，这就是现在讲的，教师的进修教育。一年有九个月教化众生，三个月再回来，接受老师的再教育，同学们互相切磋、琢磨，这是真正难得。现代有许多人因为科技发展，所以不得已要进修教育，大家重视了；在过去，我们还没想到。学生放暑假了，老师还不放暑假，老师还要去进修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好制度。（信息来源：香港宝莲禅寺）